复杂条件下的野外特训——武警昭通支队特战力量野外驻训掠影

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时期，法律人的立场不能以完善立法为己任，法律人（包括法学研究在内）的立场应该由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主要任务就是根据法律，哪怕是存在一些缺漏的法律解决当下的案件。

政府的职权是由宪法所确定的，不论是传统型政府、现代型政府还是过渡型政府，从其职权范围与属性上看，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拥有保卫、领导、管理、服务等职权。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求政府在行使领导、管理等职权时，应当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司法活动在维护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摒弃狭隘的部门利益观，积极为司法活动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

维护司法公正是我国政府的工作任务之一。《行政复议护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都明确规定各级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权属于各级人大，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本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动用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保护当地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观念和行动。[9]《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根据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编制国家预算、有权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经济及城乡建设、有权领导和管理公安、司法行政工作。但关于地方财政每年拨给政法机关的经费项目、标准、增长的比例、时效、责任等未有明确规范，导致现实中地方政府拨款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正如前所述，社会本位在中国近代是统治者通过国家力量加大对社会控制的极佳道具，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观念结合在一起，正如下述。

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党治、军治的浓厚色彩下，警察职权的扩张在警政理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辛亥革命后，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成为各界共识。而国家主义也就成了某些统治者进行专制独裁的堂皇武器。⑧而以梁启超为首的原立宪派在论证了法、德、日近代以来依靠实施开明专制而强国的经验后，也转而诉求国家主权、政府强权的国家主义，主张在统一秩序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走出中国现实之危局。

这些所构成的合力促使统治者在构建新式警察制度时，张扬社会本位的旗帜，模糊国家与社会之界限，以积极干涉社会公共生活促进国民福利为由，行国家行政权力伸张之实。中国人自由太多，要牺牲个人过多的自由去为国家争取自由，才能免受外侮。

此外，由于中国的近代化起步较晚，这使得原本习惯于如今却丧失了地域上政治与文化优越性的中国陷入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边缘焦虑，并由此引发意欲重回世界政治文化中心地带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这种冲动一直在强烈地支配着国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这正是中国近代警察违警处罚职权立法扩张趋势的典型体现。(17)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第810页。于是顺应时势所趋与社会所求，国家开始于某种程度内对人民生活重新实施干涉，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限制，以求社会获得共存共荣之幸福。

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探析中国近代治安处罚职权实现立法扩张的时代背景。但增进警卫，为训政时期筹备自治之一……将来之理想警察制度，当以自治警察为依归。经济层面上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大于供给。而在分则中则增设了有关注重礼节、培养爱国观念、奉行人道、爱护幼年劳动者、禁止表演不合人道之游艺及虐待动物、讲求清洁、革除不良习惯、严禁迷信与屋内赌博及禁止昧遗等培养国民道德的诸多条款。

新生活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合法性危机，为南京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而出现的。德、日二国均为近代变革较晚，但却迅速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振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之典范。

国权巩固，国立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移植和模仿国外的路径依赖导致我国近代警察自建立起，就理所当然被视为内务行政建设的组成部分。

由上可知，由于特殊的国情，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历经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走了一段绝对主义国家道路，期望以此确立统一、稳固的政权，并以国家的力量加速工业化进程，从而奠定国家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由此，相近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德、日等大陆法系中的国家主义观念较易被近代中国认同。卫之要义，为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团结精神，共同一致。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利益以殉国家，而不能牺牲国家利益以殉人民。直至清末才在内忧外患之下被动地建立源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基于此，新生活运动的实施，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施管教养卫政策的警察有了更多干涉民众社会生活的理由，而在立法上(就本文言，主要指违警罚法)也体现出更为细致和广泛的规范性条文的出现。

(15)自治警察的理想恰好反衬出国家警察的现实。违警罚法一般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规定治安处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分则规定具体处罚的领域及行为。

该阶段以规矩和清洁为目标，中心内容是实现社会环境的整齐和清洁。国情的相近，导致主要参照物是德日警察模式。

④关于国家主义的定义，学界至今没有定论。由于警察最根本的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稳定及社会公共秩序，因而警察职权的大小与国家的政治状况及行政权力密切相关。

与之相伴，西式警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绿营、捕快和保甲等，构建起近代中国新型的治安管理模式。(14)在并未经历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历程，又未对近代国家与社会两个概念有清晰区分的前提下，西方舶来的社会本位很难不成为中国国家主义代名词。作为警学专家及警政高官的李士珍指出：就职能上观察，警察绝不限于维持社会公共安宁秩序之消极作用，而尤有推行政令、指导民众、保护民众之积极作用也。⑩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

⑧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5页。故国家特设机关，使于法令范围内，行使国家统治权，限制人民违法之行动，此种预防公共危害及维持社会安宁之国权作用，谓之警察权。

古代的中国，承担治安防卫职能的军队及官署的职权设计基本只追求维持政权的稳定，对于社会自身的发展却鲜有关注。于是，中国近代警察的职权便应和着西方兴起的社会本位及行政扩权潮流，也呈现出逐步扩张的趋势。

在中央的严格监督统治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办理警政。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初尝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国家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国民党中有人这样认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冲突之虞，⑩民主立宪之国，主权在民，民权与国权一而二，二而一也(11)。

进入专题： 近代警察权 社会本位 国家主义 新生活运动进入专题： 近代警察权 社会本位 国家主义 新生活运动 。20世纪60年代台湾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被认为大陆新生活运动之继续。诚如某学者所言，二十世纪社会日趋复杂，经济之设施，错综万端，因之发生之危害，亦层见叠出。

它们高度集权的国家警察模式也成了近代中国尽力效仿的对象。于是顺应时势所趋与社会所求，国家开始于某种程度内对人民生活重新实施干涉，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限制，以求社会获得共存共荣之幸福。

(20)胡昭华：《新县制概论》，商务印书馆，1942年，第131页。国家主义观念，因契合于中国传统的行政强权及大一统观念，逐步成为了近代执政者拥护的主流思潮之一。

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初尝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国家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国民党中有人这样认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冲突之虞，⑩民主立宪之国，主权在民，民权与国权一而二，二而一也(11)。因此近代警察观念及相关制度的渊源在于日本和德国。